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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那么多百姓舍家报国？

    肯定不可能。

    说穿了就三个字，抓壮丁！

    这种情况在四川极为普遍，从县长、市长到乡长、保长，一个个都是刽子手。县长、市长抓壮丁有政绩，乡长、保长抓壮丁有钱拿，他们趁机敲诈勒索百姓，发着丧尽天良的国难财。

    富户虽然可以花钱买壮丁顶替，但却成为官僚敲诈的重点。比如乐山县有户富农，由于花钱买了壮丁，竟被乡长以高发为借口反复勒索六次，逢年过节还得送礼孝敬。

    负责征兵的军官则另有财路，他们克扣兵员的安家费和食宿费，拨下来的钱还不够壮丁走进新兵营，导致一路上都有即将当兵的壮丁病饿而死。

    据当时担任国军某团管区司令的李邵良回忆，每征一兵他克扣1.2元，剩下0.8元作为基本开支，每月至少有3000元收入，但这些钱需要跟接兵官三七分成。他自称这种克扣法非常良心，拿得不多，还没黑安家费。

    河南那边就更无耻——

    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的紧缺物资，中国政府因此禁止水银出口。为了得到水银，河南的军官就利用送壮丁参军的机会，让壮丁挑运物资到重庆换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着水银回河南，经常是以50%的新兵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到了1943年，国府颁布《新兵役法》，把学生也纳入义务兵役范畴。

    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想出个好办法，适龄青年可向政府交纳3500元钱，即能推迟一年服兵役。当时全国约有适龄青年4000万，他们觉得至少有3000万人愿意出钱，这样孔祥熙每年就有几十亿元预算收入，何应钦也有了1000万特征入伍的兵源。

    那时的法币还没彻底成为废纸，3500元按市价可折算为250美元，除了家境富裕者谁交得起？

    这就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真实背景。

    在返家的路上，李宗吾说：“隔我隐居的地方不远，有户人家在前几年大旱的时候，七口人死得只剩下两口。去年底就被当壮丁抓走一个，家里头只剩个瞎眼的老太婆，造孽得很！”

    南怀瑾问：“那老太婆怎么样了？”

    李宗吾说：“死了。邻里乡亲都不富裕，每家匀点吃的给她过日子，她过年的时候想不通就上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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