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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2月12日，集邮总公司在工人体育场进行的鼠年生肖票的销售活动，最终以悬之又悬的方式落下帷幕。

    当天因为秩序持续恶化，集邮总公司的负责人，不得不在下午求助公安部门，调派来上百名民警帮助维持治安。

    但即使这样，销售速度也大大高于他的预期。

    原先打算用两三个星期天销售掉的四万六千版邮票，在当天下午五点时已经所剩无几。

    甚至其余之数，都不足以满足其余几百名没有买到邮票的顾客所需。

    于是对于这些顾客，大经理就只能下令，让他们失望而归了。

    收缩如果还想要买的话，只能以当天付款预定，之后等集邮公司营业不通知去取邮票的方式进行。

    就这样，大经理算是勉勉强强守住了承诺。

    但实际上，却是超出计划外，多销售了好几百版。

    为此，他还得专门请示上级，需要从地方城市的营业部抽调部分回来才行。

    不用说，当天的京城地方报纸和专业性的《集邮》杂志，都报道了这人山人海的恢宏景观。

    不过好在这次，除了再次呼吁邮政部门应该进行更科学的管理和引导，以解决生肖邮票不好买的问题。

    这些纸媒总算还多少给了邮政部门一些面子，报道中多了正面的肯定和理解。

    像《京城晚报》就声称，“来工人体育场购买鼠年生肖邮票的人，有工人、解放军，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年轻的中学生，还有头发花白的老人。京城的集邮爱好者之多之广，实在让人始料不及。”

    而《集邮》杂志更关注这一事件代表的划时代意义，说“我国集邮史上真正大众化的时代到来了！1983年2月12日工体的邮票销售现场就是新时代到来的标志！”

    并且还在文中对比了近年来相关实际数据的变化。

    宣称1980年全国各地集邮协会的注册会员只有十万多人.

    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四百余万人。

    没有注册的集邮爱好者，则从全国几十万增加至上千万人。

    这一天过后，甚至就连某位高官，也被工体的销售数据给惊动了。

    据说，得知鼠年生肖票的一天售罄，卖出了近三十万元。加上其他的滞销邮票，工人体育场的单日营业额已经突破三十三万元的时候。

    这位大人不禁当场惊呼，“难道卖邮票已经成批发了吗？过去的集邮者买个双联张和四方联就已经不错了，怎么现在的人都是整版整版的买了？”

    紧跟着几天后邮电部就为此做出决策。

    宣布为缓解首都人民购买新邮排队难的问题，集邮总公司将在京开设新邮预定业务。

    并会定期会举办邮展，且在每周日于人民文化宫门口开设邮票交换集市。

    毋庸置疑，这件事儿动静闹得如此之大。

    宁卫民以及他的那些投机伙伴们那一定是收获匪浅的。

    就这帮黑了心的兔崽子，居然动用汽车去做邮品交易。

    他们带去的十万块，一天就花了八万多块，足足吸纳了八千余版啊。

    这也就是说，到此为止，属于他们一伙儿人的公共筹码已经高达两万四千版。

    他们手里可动用资金还有六万元。

    如果算上宁卫民自己的私下里从沪海和花城打飞机抓来的一万五千版。

    他们实质上所控制的筹码，已经将近鼠年生肖票发行总量的百分之十五。

    这样的话，如果再刨除沉淀在真正收藏者手里的百分之五十，和那些邮票贩子的跟风筹码，以及意外消耗掉的一部分。

    等于他们已经拥有了实际流通盘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个筹码比例，就是放在股市里，也已经足以翻云覆雨了，就别说搅动京城这么个区域性市场了。

    毫无疑问，他们实现了相对的绝对控盘。

    尤其宁卫民又非常清楚的知道，与股票相较，邮票炒作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那就是炒邮票主观性更强，规范性更弱。

    很容易就能煽动起人们跟风的情绪，大可以十几倍，几十倍的涨，涨到天上也没人管。

    而且做对倒交易，也根本就没有交易费这一说。

    所以至此完全可以说，该铺垫的已经铺垫的差不多。

    剩下的就差瞅准了时机，造势拉高了。

    然而这样的好时机，根本就没让宁卫民他们多等。

    从工体结束后的三天起，还没到元宵节呢，鼠年生肖票就因为货源紧缺，自主性开始迅速攀升。

    也就一周左右，“老鼠”单枚的价格从一毛飙升到了一毛二。

    与国家发行价比，这就有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空间了。

    而“老鼠”的四方联变成五毛了，整版票的价钱直接高达十二元。

    这就是说，宁卫民他们集体浮盈四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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